发现基因后，人类的疯狂事
2012年的冬天，悉达多·穆克吉（Siddhartha Mukherjee）和父亲一同探望堂兄莫尼。莫尼在40岁的时候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余生都将在疯人院度过。
然而，莫尼并非家族中唯一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，父亲兄长中有两位都得了这样的疾病。
父亲的三哥拉杰什在22岁就患精神疾病去世。
而父亲的四哥贾古则更为凄惨，他的病情在孩童时期就展现出来，他胆小怯懦，不善交际，甚至偶尔会出现幻听和幻视。在被诊断出精神分裂后，就一直被作者的祖母照顾。当祖母与世长辞后，贾古也不辞而别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很显然，这种精神疾病在父亲家族中遗传多代，它存在于家族的基因里，并将流传到后代的身体中，给一代又一代带来悲伤和痛苦。
的确，说起基因，离我们最近的不是克隆或者基因转接，而是遗传病。
那些存在于我们身体内的基因平时一声不响，只有在给我们带来异于常人的性状时，才如平地惊雷般将我们惊醒，让我们意识到，这就是我们体内的控制者。
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改变基因，从而避免基因带来的苦难呢？
普利策奖获得者、著名科普作家穆克吉的畅销作品《基因传》（The Gene: An Intimate History）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。
它通过讲述基因理论的发展变革，将基因技术与制度、文化、伦理、道德的冲突和博弈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我们去思考基因技术可以做什么，又不可以做什么。
出版时间：2018年
「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限接近生命的真相，当我们能够掌控和改造人类基因时，『人类』的概念也许将从根本上发生改变，后人类时代正在来临。」
基因的发现及其所带来的生物学革命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。
随着人们对基因探索和认知的深入，基因工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，时至今日已经在农业、工业、医学、科学研究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。
然而，技术革新带来的不只有新的成果，还有新的问题，诸如「人类控制基因还是基因控制人类？」「人类能选择基因吗？」「人类是基因的奴隶吗？」这类的思考与实践一直与基因技术相伴存在。
那么，在发现和探索基因的过程中，人类都干过哪些疯狂而危险的事情？
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类与基因的关系？
又该怎样看待遗传学及其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？
不妨来看看在《基因传》中，穆克吉是怎样描述和理解这些问题的。
运用基因学必然伴随着残杀生命？
早在19世纪末期，达尔文和孟德尔刚刚发现遗传的秘密时，这样的想法就已经在许多人脑海中徘徊——既然我们发现了遗传的秘密，就应该可以为人类选出最好的基因，从而让人类避免疾病和悲伤。
当然从一个人的身体里删除基因是技术难以达到的，但是从人类的基因中删除致病基因却是有可能的。
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（Francis Galton）在1883年出版了一本《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》（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）。
这本充满争议的著作中，曾写到当时人们想到的优化方法，原理也很简单：他希望可以模拟自然选择的机制。
既然自然界可以通过选择对动物物种的基因产生强大的影响，那么我们利用人工手段，选择出强壮聪明的人，让他们繁衍后代，人类的后代就会愈发健康优秀。
当时的生物学家瓦尔特（Herbert Eugene Walter）就在其著作《遗传学》（Genetics）中讲：
「改良环境和教育功在当代，改良血统则利在千秋。」
◆ 赫伯特·瓦尔特（1867-1945），美国生物学家和作家，布朗大学教授。图为其著作《遗传学》。
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，这个办法未免有点太过残忍，难道瘦弱、愚笨的人就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孩子了吗？难道人人生而不平等吗？
但是当时的人们看到的更是另外一种责任。1869年，英国著名女作家乔治·艾略特（George Eliot）在《弗洛斯河上的磨坊》中写道：
「那个看似惹人喜爱的女人会不停地为你生出愚蠢的继承人，直到世界末日来临才会停止。」
在高尔顿看来，如果放任这些「愚蠢者」不断地繁衍后代，那么整个社会终将会被毁掉，我们不得不对人类负责。而这种思想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。
1912年7月24日，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举行，12个国家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在此齐聚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。
但在我们现在看来，会上谈论的内容令人不寒而栗。
德国学者普洛兹（Alfred Ploetz）展示了种族卫生理论，他在会议上满含激情地宣布，开始启动种族清洗计划。
之后，美国学者瓦根伦（Bleeker van Wagenen）的发言更是有过之而不无不及，在其他国家还在理论阶段时，美国已经开始宣读自己的实践经验。
在报告中，他踌躇满志地讲述，美国已经建立了隔离中心，成立委员会。他们评估低能者、罪犯、精神失常者等，以此来筛选绝育人群。
他在会议中指出：
「占总人口数近十分之一的人都有劣等血统，他们完全不应该成为公民的父母。」
他并未夸大其词，当时的美国的确是这么做的。
穆克吉在《基因传》中讲述了1920年美国的真实案件，来反映那个时代的疯狂。故事的主人公是艾米特·巴克（Emmett Adaline Buck）和卡丽·巴克（Carrie Buck）母女。
卡丽早年丧父，由母亲艾米特抚养长大。二人经济拮据，在肮脏破败的环境下靠施舍和打零工度日。
穆克吉在书中讲，「弱智」作为一种很宽泛的疾病，很容易把各色人等都容纳进来。
当时的妓女、孤儿、流浪汉、孤独症患者、女权主义者……总之只要行为或外表与大多数人不同，都会被划入这个范围。
艾米特被送入的这个收容所也不是普通的医院。艾米特在这里被迫赤身裸体地接受冲洗，用水银灌入生殖器消毒，最后被关入小房间，在高墙内度过余生。
在1920年以前，卡丽虽然生活贫穷，但是童年还算正常。她是个有点男孩子气的姑娘，平时爱笑，爱打打闹闹，在学校里会给男孩子写纸条，也会去附近的池塘里捉鲑鱼。
但是当母亲艾米特离开后，卡丽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。她被养父母的侄子强奸，之后怀孕。养父母为了防止家丑外扬，把卡丽带到法院，说她脾气暴躁、精神错乱，甚至荒淫无耻。
于是在1924年1月，卡丽也被判定为「弱智」，送入收容所当中。而在这次判决中，没人会在意两年前，卡丽的功课还被评为优秀。
「你对即将实施的绝育手术有什么要说的吗？」
卡丽也只是重复着念叨：
「我的人种决定了一切。」
我们现在已经难以得知，她口中的「人种」指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是谁告诉这个小姑娘这样的话。
总之在第二年，也就是1925年的11月，弗吉尼亚州受审了卡丽的案件，四位证人证明了卡丽的疾病，之后普里迪胜诉。
但这一次，卡丽的律师对判决提出上诉。1927年，卡丽的案件被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。
当时普里迪已经去世，而收容所的负责人约翰·贝尔（John H. Bell）作为继任者被出现在被告席上，这也就是当时著名的「巴克诉贝尔案」（Buck v. Bell）。
不幸的是，当时美国的移民大增，人们正处于对血统驳杂的恐惧之中，败诉成为意料之中的事。1927年10月，卡丽·巴克终究还是被做了绝育手术。
当时审判卡丽的大法官霍姆斯（Oliver Wendell Holmes Jr.）曾说：
「与其坐等这些智障者的后代犯罪后接受极刑，或者任由他们饥饿而死，倒不如阻止那些劣等生育后代，而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均可以利国利民。」
如今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，他们竟然为了无法确定的未知，扼杀一个女性的自由权和生育权。
从高尔顿提出优生计划，到卡丽·巴克被法院强制绝育手术，这期间不过34年。
就在这短短30多年间，基因已经从社会言论，发展为操控人类社会发展、残害人类生命的强大工具。
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们不得不问：难道遗传学不是为了避免痛苦吗？对人类基因学的运用就必然伴随对人类生命的残杀吗？
20世纪20年代，人类依据遗传学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的反人性举动。
如今我们当然再也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手段，筛选人种，伤害活生生的人，但是利用遗传学进行基因选择、造福人类的思想却并没有消失。正如穆克吉所指出的：
「现代优生学与传统优生学之间的关系区别在于，前者将基因作为选择的基本单位，仅此而已。」
由于现代基因学的进步，我们不需要再进行血腥的消灭，而是对看起来不正常的基因进行选择，就可以避免有害于人类的基因继续延续下去，从而按照最优标准来改造人类基因。
但我们丝毫没意识到，我们的现代基因选择与上世纪判定弱智一样，毫无依据，甚至带着点荒诞意味。
穆克吉在《基因传》中举了胚胎检测侏儒症（Dwarfism）的例子。
侏儒症作为一种遗传病，会在胎儿的基因中体现，而在孕妇怀孕5个月左右时，可以通过羊膜刺穿，抽取羊水中的胚胎基因，检测基因序列是否与正常人相同。
侏儒症的染色体异常是十分容易检测出来的，而且与众不同的染色体与症状之间相关性不小。
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孕妇参与产前检查，检查出胎儿患有侏儒症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迅速将其扼杀，这似乎是合情合理。
但其实，作为遗传病的一种，患有侏儒症并没有什么致命的社会危害。
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见过侏儒，他们从一两岁的时候生长就开始变缓，虽然身高通常只有1米3，但是体态相对匀称，智力也与同龄人相差无几。
或许有些侏儒症会有并发症的出现，但大多数都会平安地度过一生，受到最大的恶意大概只是人们异样的眼光。
现在我们延伸了这种歧视，干脆在胎儿时期扼杀掉他们，避免他们的出现，用我们的恶意从胚胎时期终结他们的生命。
如今，在大小医院，甚至随便在网页上搜索这类遗传病，都会给出终止妊娠的建议。所有人都建议母亲扼杀掉她已经有了痛感的孩子。
而且，据穆克吉所指出，带有侏儒症相关基因序列的胎儿长大后并不一定会得侏儒症。这并不只是个概率问题，而更是个技术难题。
事实上，人类基因与疾病之间的交互关系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，携带相同突变基因的人之间也会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。
他们有些可能会出现身体畸形的情况，有些只是微微长不高而已，而这些具体的因素是我们至今都搞不清楚的。
我们通过基因检测来确定侏儒症，从某种程度上，就像是委员会判定弱智一样，带着「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」的残忍和无知。
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基因学所造成的这一现象？又该如何看待遗传学？
穆克吉以医生的身份给出了两个观点。
第一个观点其实是引用了遗传学家马克库斯科（Victor A McKusick）的思想，穆克吉指出：
这句话乍一听像句废话，突变除了变异还是能什么？
但实际上，我们对待突变的方式，却不仅仅是将其看作生物学上的变异，更多的是看作社会上的不正常项。
我们把常态看作优势，把不一样的思维方式看作心理疾病，把不一样的身体状态看作遗传病，优生学也由此而生。
穆克吉意识到，突变只是统计学上的概念，其中没有病理学或者道德层面的改变。这种遗传多样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，是我们在人猿时代就司空见惯的特点。甚至可以说人类就是由庞大突变体组成的。
突变不意味着疾病或者功能上的增减，而只是字面意思上。在「正常人」中，侏儒是不同的人群，但是他们并不是疾病患有者，而就像是黑发中的金发一样的不同人群。
而且人们心中的正常感是不稳定的，只是取决于人类的大众判断。没有所谓的聪明基因，也没有健康基因，这些都是人类的孤芳自赏。
如今我们把矮个子看作一种病，但或许再过百余年，超过1米5会变成「巨人症」。
正如美国儿童心理专家高普尼克（Alison Gopnik）所说：
有些突变会造成身体的疾病，比如像开头所述的穆克吉家人那样。
然而这或许只是由于基因突变与环境的不相符，就像是白色翅膀的蝴蝶更容易被捕食者发现，所以不利于生存一样，但这并非是一种天生的错误。
而且，我们很难说清楚，这种基因与环境的适配度的大小。
譬如，一些儿童患有遗传性的自闭症（autism）亚型，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神态自若，甚至可能在一些象棋比赛或是记忆大赛里优于大多数人；但也有些时候，他们会整天躲在角落里枯燥无味地发呆。
穆克吉指出，在我们面对遗传病群体时，应该关注的并非与众不同的畸形，而更多的是应该解决与众不同所带来的问题。
他在《基因传》中写道：
其次，作者的另一个观点指出：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的技术尚未成熟。
尽管我们似乎已经得知了遗传的精髓，明白了基因是如何变成蛋白质，如何展现在我们的躯体、容貌和性格上，甚至我们测量了人类基因的序列，得知每个基因的用处。
但是令人感到沮丧的是，在许多时候，我们依然没办法把全部的事情搞清楚。正如叶芝在诗歌《拜占庭》中所写：「所有的人类都是错综复杂的个体。」
1999年，一位叫作杰西·基辛格（Jesse Gelsinger）的18岁小伙子就提前受到了这种技术莽撞的恶果。
据《基因传》当中描述，基辛格是个活泼好动的小伙子，他喜欢摩托车与摔跤运动。
然而他的体内发生了基因突变，缺少了分解蛋白质的重要酶，这也就意味着他这一生都不能食用蛋白质。但是幸运的是，他的突变比较轻微，几乎不影响他的生活。
直到他遇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生威尔逊（James Wilson）。威尔逊一直都沉迷于基因治疗，对基因缺陷问题感兴趣，觉得基因治疗是改变医学的治疗方式。
在威尔逊调查之后，他觉得基辛格是个合适的人体试验对象，而基辛格也被他所描述的美好前景所打动。如果手术成功，再也没人会被这种疾病所困扰。
尽管家人出于安全考虑，都在劝说基辛格拒绝，但是基辛格觉得，这种尝试或许会帮助那些症状严重的儿童，是不可拒绝的请求。
于是在1999年6月，基辛格到达了宾夕法尼亚大学，在实验之前，他还兴高采烈地在城里逛了逛，留下一张拳击手的胜利姿势照片。
1999年9月13日，基辛格接受了手术，当天夜晚他就发了40度的高烧，之后肾脏功能开始衰竭，肺组织硬化。
9月17日，他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。
基辛格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，声音依然悲痛：
「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把握」。
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具有了把握呢？我们是否具有用基因去评判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把握呢？
就像我们不能轻易说，卡丽是弱智一样，在遗传学并不成熟的现在，我们不应该冒险去伤害任何一个生命。
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，当基因技术出现后，人类已无法回头，只能选择不断去改善和突破现有的技术。
但每一个选择，都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与责任，都可能决定着未来人类与基因之间的关系。
在技术层面，基辛格的悲剧是由于当时根本不具备成熟的临床试验条件；
但倘若有一天，人类达到了某种技术高度，我们真的就可以决定什么基因应该被留下，什么基因必然被删去吗？
我们的判断依据是什么？这些判断依据是否足以支撑我们对基因的选择？
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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